取而代之的,是一行用炭笔写在铁皮上的字:
**“你们撑起了伞,现在轮到我们遮风。”**
与此同时,全国各地悄然发生异变。
北京中关村某写字楼深夜断电,监控显示一名男子潜入某科技公司服务器机房,在主机阵列上插入U盘后静静坐下,直至安保人员抵达仍未离开。警方审讯时,他只说了一句:“我在归还stolendreams(被盗的梦想)。”
上海虹桥机场安检口,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乘客被查出携带违禁电子设备。打开一看,竟是改装过的助听器,内置微型信号发射器,正持续向外播送一段古老童谣。
广州某高校论坛突现匿名帖,标题为《致十年前的自己》,全文三千字,详细描述了一位心理学教授如何被迫参与“共感矩阵”伦理审查,并在良心煎熬中伪造通过意见的过程。发帖IP追踪结果显示,定位在秦城疗养院附近一座废弃变电站。
而最为震撼的,是西藏阿里地区一处海拔五千三百米的无人观测站。当地牧民报警称听到空中传来歌声,武警前往调查,竟在气象雷达回波中捕捉到一段持续十四分钟的音频信号,内容为一组陌生呼号与坐标编码。经破译,竟是1978年失踪的“赤松三号”实验队最后通话记录。
舆论彻底沸腾。
央视新闻频道罕见中断节目,插播紧急声明: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成立专项工作组,接管涉“意识干预”案件全部调查权限,并承诺“无论牵涉何等势力,必将依法追责到底”。
与此同时,国际社会反应激烈。欧盟宣布对中国相关科研机构实施技术封锁,除非公开全部实验数据;美国国会召开听证会,讨论是否将“非consentneuralmanipulation(未经同意的神经操控)”列为新型战争罪;更有数十个国家联合发起提案,要求联合国制定《人类意识完整性公约》。
赵卫红和李小雨没有再露面。
但他们留下的火种已然燎原。
三个月后,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《神经权利保护法》草案,明确规定: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干预他人思维、记忆、情感及决策过程;所有脑机接口技术应用必须接受独立伦理委员会监督;既往受害群体享有国家赔偿与心理重建支持。
法案通过当日,云南昆明一家康复中心举行了特殊仪式。二十一名曾接受“心灵桥梁”干预的老兵集体剪碎了自己的“心理健康证明”,并将碎片投入火焰。火光中,有人唱起了那首童谣:
>“星星落,伞儿开,哥哥出门不回来……
>风吹帽,雪盖碑,弟弟守坟等到黑……
>若有朝一日春雷动,撑伞归来不说悔。”
歌声传得很远,越过群山,穿过城市,飘向每一个曾在黑暗中独自醒来的人。
多年以后,那位南方山村小学的女孩长大了,考入医学院。毕业论文题目是《创伤记忆的生物学标记及其社会修复路径》。答辩那天,她展示了一张老照片??两个模糊背影站在戈壁滩上,撑着一把黑伞。
评委问:“为什么选这个主题?”
她微笑:“因为我老师说过,最难治的伤不在身上,而在没人愿意承认它存在。而我的使命,就是让那些沉默的大脑,重新学会说话。”
台下掌声雷动。
而在遥远的北方,烈士陵园里,那位白发老人每年清明都会来一趟。这一次,他带来了一把新伞,黑色,伞面绣着一行小字:
**“我们记得,故我们在。”**
他把伞插在无名碑前,倒上一杯酒,转身离去。
风起,伞微微转动,映着朝阳,像一面不肯降下的旗。
世界依旧喧嚣,谎言仍在滋生。
但总有人记得如何提问。
也总有人,愿为一声真实,跋涉一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