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羊小说

第388章 给刘悎存调成这样了（第1页）

江一锋低估了兽神造型的影响力。

不仅剧组里的女人喜欢，就连不在诛仙剧组的热辣爱、景恬和高媛媛等人，都知道了这事。

这些天她们都找各种理由探班，拦都拦不住。

只能说女人涩起来，那是非常。。。

雨季再次来临的时候，江一锋已经不在城市。他带着第一批“听见计划”的十名学员，深入云南边境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。那里没有塑胶操场，教室的墙皮剥落如干涸的河床，但走廊尽头挂着一块手绘标语：“我们不说谎，也不沉默。”

他们此行的目的不是拍摄，不是采访，而是教学??教这些平均年龄不到十六岁的孩子如何用一部三百块钱的二手手机，记录下他们眼中的真实。课程从最基础开始：怎样握稳设备、如何避开风噪、什么时候该闭嘴倾听而不是追问。景恬负责情绪引导，她带来了一盒彩色便签纸，让每个学生写下“你最想让世界听见的一句话”，贴在教室后墙。

有个叫阿?的女孩始终低着头。她是傣族，普通话带着浓重口音，说话时总习惯性地绞手指。她的便签上只有一个词：“别问我了。”没人知道这背后藏着什么，直到第三天傍晚，她在录音作业里讲了一个故事。

她说自己十二岁那年被亲戚带去县城“打工”，其实是关在民房里做缝纫活，每天工作十四小时，吃饭不准看手机，晚上睡在地下室。有一次她试图逃跑，在桥边被抓住，回来后被人用皮带抽了半小时。“他们说，要是敢说出去，就让我全家断水断电。”声音颤抖得几乎听不清，“后来我妈妈来接我，她跪在地上求他们放人……可回家以后，她再也不提这件事，好像我没去过一样。”

全班安静了很久。然后一个男生站起来，把自己的便签撕了，重新写了一张：“我也被欺负过。”接着是第三个、第四个。那天晚上，那面墙变成了彩虹色的呐喊阵列。

江一锋没有碰这段录音。它不属于《光comingthroughthecracks》，也不属于任何传播项目。他只是把它存进加密硬盘，编号为HP-007，并附上一句备注：“仅限本人查阅，除非当事人主动公开。”

但他们带来的设备却被盯上了。第四天清晨，校长匆匆赶来，说乡教育组有人要来“检查外来人员活动情况”。语气虽客气，但意思明确：你们的教学没有审批手续，必须停止。

团队紧急开会。林远主张强硬回应：“我们又不是搞非法集会，是在做青少年心理赋能。他们无权干涉。”李虹则提醒风险：“上次甘肃那边就是因为‘擅自开展社会调研’被驱逐的。现在全国对民间组织敏感得很。”

江一锋沉默片刻，忽然笑了。“那就换个说法。”他说，“明天开始，我们改名叫‘乡村美育兴趣班’，课程内容是‘用影像发现家乡之美’。”

第二天，孩子们举着手机拍起了蝴蝶、溪流、老奶奶织布的手、炊烟升起的寨子。镜头里依旧有破败的校舍、穿着补丁衣服的学生、放学走两小时山路回家的身影，但在剪辑课上，江一锋教他们给这些画面配上温柔的旁白：“这是我阿妈做的酸笋汤”“这条路我走了五年，每次下雨都会滑倒”“我想让外面的人知道，我们也爱读书”。

这些短片传到网上，标题统一为《我的家乡很美》。有网友留言：“这不是美，是苦难包装成风景。”江一锋回复了一句藏在评论区深处的话：“当你觉得这是‘包装’时，说明你从未真正看见他们的眼睛。”

风波暂时平息，但他们都知道，这只是缓兵之计。真正的对抗不在明处，而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蔓延。回程途中，云潇接到消息：一名协助“听见计划”落地的当地社工，突然被社区以“涉嫌非法传教”约谈，手机被查扣。而那位曾寄信赎罪的老教师，在参加完一次线上分享会后，家门口被人泼了红漆，门缝塞着字条：“再开口，死路一条。”

恐惧仍在运行，但它不再绝对。

与此同时，“听风者”APP悄然更新至3。2版本。新功能名为“暗语识别”，能自动提取音频中隐藏的摩斯电码或频段偏移信号。开发者论坛里流传着一段神秘音频，表面是儿童背诵唐诗，实则嵌入了七起未曝光校园暴力案件的时间地点与涉事人姓名。更惊人的是，其中一起事件发生在三个月前，受害者尚未报案??信息来自一名正在参与“听见计划”的职校女生，她将录音藏在校歌伴奏的左声道。

公安部网安局对此发布通报，称“高度关注新型技术滥用风险”，并呼吁公众勿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。但就在通报发布当天，某省级教育厅内部会议录音被匿名上传至学术论坛，内容涉及如何规避未成年人保护法检查：“重点不是解决问题，是要让问题看起来不存在。比如心理筛查，可以统一填‘无异常’；监控死角，就说设备故障待修。”

江一锋没有转发这条录音。他把它打印出来，裁成细条，贴在一卷空白磁带上，寄给了当初退回非营利组织注册申请的审批员。快递单备注栏写着：“您审核过的每一个‘模糊业务’，都是某个孩子无法说出的真相。”

压力持续加码。工作室所在园区突然通知电力改造，连续三天停电八小时；合作印刷厂拒绝承印《我们也说过》合集手册，理由是“上级通知加强出版物内容审查”；甚至连景恬的经纪公司也施压，要求她“暂停一切公益关联行为，以免影响商业形象”。

但她拒绝了。

“你知道我现在最怕什么吗？”她在一次深夜通话中对江一锋说，“不是威胁，不是封杀。是我发现自己也开始犹豫了??每次说话前，都要想三遍会不会惹麻烦。这种自我审查，比外界的压制更可怕。”

江一锋听着，没打断。他知道这种侵蚀有多致命。当年他自己也曾因投资方一句话，删掉纪录片里整整十分钟的工人访谈。那时他安慰自己：“至少片子还能播出。”可后来才明白，每一次妥协，都在为更大的沉默铺路。

第二天，他把所有“听见计划”学员召集到昆明郊区一处废弃礼堂。没有灯光，没有投影仪，只有几台充电宝支撑的音响和一面刷白的墙壁。他站在中央，声音平静：“如果有一天，我们不能再公开说话，请记住今天的规则??继续录，继续传，哪怕只能传给一个人。”

他宣布启动“种子协议”：每位学员都将获得一份离线数据库，包含基础剪辑软件、加密工具包、应急联络名单，以及一套传播策略手册。手册第一条写着：“不要等平台推荐，去找愿意听的人面对面播放。”

那一刻，这个项目彻底脱离了“导演主导”的模式。它不再是江一锋的作品，而是一场分散式的叙事革命。

一个月后，内蒙古牧区传来消息：一名十四岁的蒙族少年用手机录制了父亲酗酒殴打母亲的过程，并将视频刻成DVD，送给嘎查里的每一户人家。他在附信里写道：“我不想将来的孩子也这样活着。”三天后，当地妇联介入，男子被强制接受心理干预。

类似的故事陆续浮现。四川凉山一名听障女孩用手语拍摄日记，通过微信朋友圈传播，最终引起特教学校关注，获得资助重返校园；贵州山区一位代课老师收集学生作文，发现近三分之一提到“害怕回家”，遂联合公益机构发起留守儿童安全调查；甚至有监狱服刑人员看到相关报道后，主动供述多年前隐瞒的虐童案线索。

这些都不是江一锋策划的，但他为之彻夜难眠。

“我们以为需要英雄才能改变世界。”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，“其实只需要一个人敢按下录音键。”

然而，真正的风暴终于来了。